第26章 尾声 (第2/2页)

——文明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中的基础性要素，它在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特性。
　　
　　对玉的使用是中华民族又一标志性的文明习惯，玉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浓厚的民族气息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组成部分。对稀缺玉石资源的控制，对玉产品的消费，是社会权力的来源和表现。
　　
　　此即本部小说禹羌琉璃法杖及其上碧玺和五色原石，包括但不限于良渚古国玉器文化的文明源头。
　　
　　这便是文明的习惯——它藏在陶土的纹路里，藏在玉器的光泽里，更藏在帝贺与娜菌相视一笑的瞬间。
　　
　　在宁夏博物馆昏黄的灯光下，现世刘贺站在那对蓝鸮彩陶前，指尖悬在玻璃展柜上，像要触碰一段凝固的时光。陶片上的鸮鸟纹路在冷光里泛着幽蓝，瞳孔里藏着二千多年前的星火。
　　
　　他突然想起帝贺的声音，隔着黄土与岁月，撞进耳底：“大同社会，从来不是玉阶金殿上的虚影，而是每个夏人，都能在陶器里找到自己的温度。”
　　
　　那温度，是帝贺与娜菌指尖相触时，蓝鸮彩陶的余温。彼时新夏王朝的晨曦刚染红贺兰山巅，帝贺握着从贺兰山阙黄土里掘出的陶片，鸮鸟纹路里的火痕还带着先民的呼吸。
　　
　　娜菌接过陶片，指腹擦过纹路，像擦过一段未写完的文明密码。“这陶片，比玉玺更沉。”她轻笑，眼尾的纹路和陶片上的鸮鸟纹重叠，“沉的是先民用火与土写下的习惯——文明的习惯。”
　　
　　帝贺攥着禹羌琉璃法杖，杖头的碧玺与五色原石映着良渚古国的月光。
　　
　　那些玉器不是权力的勋章，而是民族习惯的载体——对稀缺玉石的控制，对玉产品的雕琢，从来不是权力的炫耀，而是文明在血脉里刻下的印记。
　　
　　就像陶片上的鸮鸟，不是装饰，是华夏人用火与土写下的生命哲学。
　　
　　“文明的习惯，藏在陶土的纹路里，藏在玉器的光泽里，更藏在相视一笑的瞬间。”帝贺对娜菌说，指尖划过她掌心的陶片。
　　
　　那一刻，新夏王朝的晨钟敲响，蓝鸮彩陶在祭坛上泛着幽光，帝贺看见的不是王权的稳固，而是夏人捧着陶碗时眼里的暖——那暖，是文明的习惯在血脉里流动的温度。
　　
　　现世刘贺收回手指，玻璃展柜上的倒影里，帝贺与娜菌的身影与蓝鸮彩陶重叠。他想起钱穆先生在《政学私言》里的话：“吾国自古政治，即抱有一超阶级超民族的理想。”
　　
　　那理想，帝贺用一生践行——不是玉阶上的独裁，而是让每个夏人能在陶器里找到归属；不是对玉石资源的垄断，而是让玉器的光泽照进普通人的日子。
　　
　　帝贺的大同理想，不是复古的梦，而是“放眼观量”的文化哲学精神——当我们在陶片里看见先民的火，在玉器里触摸民族的魂，才能理解文明的习惯不是历史的遗物，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
　　
　　全球化时代的浪潮拍打着博物馆的窗，刘贺望着窗外的车流，想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轮廓。民族国家仍是政治的单元，但人类共同的利益像陶片上的纹路，交织成更宏大的图案。
　　
　　历史的风物从来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民族用生命书写的哲学。权力更迭如云烟，但文明的习惯会像蓝鸮彩陶上的鸮鸟，永远凝视着时间的河流。
　　
　　刘贺转身离开时，蓝鸮彩陶在展柜里泛着幽光，像帝贺与娜菌相视一笑的瞬间，藏着华夏文明最深的温度——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乃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产也，此乃中国古人对共有共享之社会秩序之憧憬也。
　　
　　作者以为，近代以降，人类对共和政治与社会秩序之理解，皆取法于古人所描绘之大同时代。
　　
　　本书将此人文价值追求贯穿始终，于第四卷第十三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及第十五章《兼爱与天下大同》中进行了详尽阐释。
　　
　　此人文价值追求，乃是继承了我们在安然三部曲第一部《五月与安然》的《番外》中专章论述的《大同社会理想——＜五月与安然＞的人文价值追求》中的大同社会理想。
　　
　　正因为这样，帝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征程。他顺着那宛如弯月般的“中国弧”文化传播带一路前行，不断追寻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根脉所在。
　　
　　自雄浑壮阔的阴山山脉至巍峨峻拔的贺兰山巅，再至神秘悠远的哀牢山脚，以至被称为人类的双面书架之高黎贡山（与怒山、云岭，从北到南，苍茫绵延，构成了横断山的主体），刘贺叠行西汉帝贺的足迹跨越了辽阔无边的大地，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从历史地理学的科考角度为我们呈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例如，既出现了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恰好就位于童恩正教授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杰西卡·罗森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弧”上。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帝贺肩负起了一个伟大的使命：继承并弘扬先人大禹所传递下来的来自伏羲氏的理想大旗；同时坚守着祖先夏王启所倡导的承继于大禹之“天下为家”的治国理政观念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
　　
　　不仅如此，帝贺还广泛涉猎各种知识领域，汲取儒家、墨家等众多流派的精华要义，对道家和佛家学说亦有精深造诣，并在探寻天庭龙族的过程中，阐释了自己的宇宙观，展现了万年中国的辉煌历史，描绘了华夏大地的壮丽画卷。
　　
　　与此同时，他笃信上天旨意的存在，敬重鬼神的意志力量，借此抵达难以企及的超现实想象空间，进而通过特设的第五空间呈现超未来的文明创新。
　　
　　帝贺基于此，于昌邑国践行大同社会理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不再有贵贱之分，消除差别，为百姓谋福。
　　
　　新夏朝时，更进一步实践大同社会理想，秉持公天下的原则，推行以“徙民屯田承包制”为首的三项国策（详见本书第一卷），深得民心。
　　
　　“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官差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国政改革成效斐然。此思路与西汉末期王莽新朝的土地改革新政如出一辙，皆认识到国计民生之根本在于土地，尤其在以农为本之时代，土地与农民乃影响社会及政权稳定之两大关键因素。
　　
　　为保住如上政改成果，建立哀牢山根据地，实则是帝贺在汉朝必然进攻北典城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新夏朝难以守住北典城，多一条退路，或许是帝贺的唯一出路。于是，刘中国族群只得无奈地迁徙至哀牢山。
　　
　　然而，这实际上是文明拓展的必经之路，是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的融合演进，是中华文明突破地理限制的必然趋势。
　　
　　在史诗般的民族迁徙、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孕育出新的多元和韧性。
　　
　　｛后记｝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感谢您们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作者因为左眼眼内炎近期动了手术，将在一段时间内不宜用眼，且“安然三部曲”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曼尼普尔》考虑在完成初稿之后，才在网络连载。是故，作者需要告别大家较长时间，敬请谅解！